第一，農村社會發生結構性變遷，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化。

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深入，農村封閉保守的社會格局被打破，人口流動速度加快，農民的生活生產方式、思想價值觀念逐步轉變，民主法治意識明顯增強，利益需求日益多元，各種利益訴求不斷出現。特別是隨著征地拆遷、項目建設中的新型社會矛盾的逐步凸顯，群眾對政府為民辦實事的要求和期望越來越高，參與和監督村級事務管理的愿望日趨強烈。

因此，新時代如何找到各階層利益的最佳契合點，幫助、引導農民通過理性合法的方式保障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，已經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難點。

第二，農村各類矛盾糾紛日趨復雜突出，化解難度較大。

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由以家庭和鄰里矛盾為主，逐漸轉變為涉及宅基地、土地承包、項目征地、林地收益等經濟糾紛為主。另外，還出現了由于干群關系緊張、政策宣傳執行不到位等導致的群眾與政府相關部門、單位間的矛盾糾紛，村民選舉糾紛、醫療糾紛、環境保護糾紛、道路交通事故糾紛等新型矛盾糾紛不斷，甚至存在大量的群體性矛盾沖突。

總之，農村社會矛盾呈現出民事糾紛、行政糾紛、輕微刑事糾紛等相互融合、相互滲透的復雜情況。面對這些矛盾糾紛，政府雖已采取多種措施加以解決，但與群眾的迫切需求還存在距離。

第三，農村社會治理能力亟待提高。

目前農村以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，而市場經濟使農村社會人員流動相對活躍，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農村基層干部與群眾交流溝通的機會。當

前我國部分基層干部受“官本位”思想影響，職責認識比較模糊，服務群眾的自覺性、主動性不足，習慣于通過會議、行政命令、下發文件等方式推動工作，工作職能的轉變跟不上形勢要求。

對待群眾，有些基層干部延續單向的管理模式，把農民當作管控的對象，而非服務的對象；有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、作風不實、感情用事、處事不公，破壞了黨的形象，影響了黨群、干群關系。

第四，精英人口的流失使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弱化。

改革開放后，隨著工業化、城鎮化的快速推進，我國農村人口凈流出加劇，這其中包括大量的農村精英。大量農村人口“離土又離鄉”，只剩下老人、婦女、兒童以及其他弱勢群體，導致農村社會治理人才短缺、社會治理主體弱化。農民群眾在農村事務中“失語”，是現階段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。